【说明】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1980年说过（引自《南方周末》2006.10.5.A7）：“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，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研讨，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。”遗憾的是，这样做的不是外人，而是中国人。——这是二十年前反思那场“中医中药退出”风波的旧文，发表受篇幅限制而作了大量删节。今天回看，虽然喧嚣偃旗息鼓，但中医中药自身的问题依然存在。故原文照发。

本文要旨：通过检讨中医中药发展中的自身不足，批判“告别中医中药”之说的荒诞所在，思考中医中药的发展理念。

“以科学的名义”“告别中医中药”，竟然出自哲学和医学行家之口，这确实有点遗憾。当然，中医中药也不是喊得“退出”的。但是，中医的确有自身的不足处，究其根源还是医易不分，医哲不分。如果中医药界能够自省反思，准确 “切脉”“问诊”，中医药或许能迎来科学发展的春天。

 反思之一，中医的学术理论迄今仍停留在“阴阳五行”阶段， 是中医未能超越“医易会通”困局的要害。

中医基础理论从《黄帝内经》开始构建一整套“天人合一”观阴阳论体系，到明代张介宾最终完成“医易会通”的理论构架。在中医学发展史上，“医易会通”是好事又是坏事。

人类发展到开始思考自然万象根本规律的时期，东方和西方走上完全不同的两条思维路径：东方是“天人合一”，西方是“天人相分”。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天人相分”都各有长处。 “天人相分”侧重于考察该事物与它事物相互区别的本质特征和独特个性；“天人合一”侧重于考察该事物在与它事物相互联系、相互作用下的自身状态和变化。中国古代哲学有句名言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。这话其实很简明：超越于具体形象之上的理，称之为大道之理；潜藏在具体形象之下的理，称之为器用之理。大道是超越万千具体事物的根本规律，具体规律则是针对万千具体事物的个别原理。“天人合一”观，是将万千具体事物放进一个整体来思考；“天人相分”，是将万千事物分门别类逐个来思考。东方产生了阴阳论和具象类比方法，阴阳是形而上之道，具象类比是直觉推理。西方产生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方法，逻辑是思维之道，实验是证实之门。西方从此迈向现代科学的学科理论；中国却始终没能迈出这一步，因为与之相似的墨学中绝了，中华理性思维也从此失去了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机缘。爱因斯坦把“形式逻辑”和“系统实验”视为西方科学发展基础的“两个伟大的成就”。这在已成为科学常识。

在具象类比推理的推动之下，“天人合一”思想孕育了诠释万物根本属性的“阴阳”论，继而产生了企图解释万物运动规律的“五行”说，再后产生了企图测算万物变化趋势的“八卦”法。立足于哲学本体论，阴阳论对于事物内在的相对独立、相互影响、相应变化和不断发展的根本性质，实现了最简最优的揭示和表述；五行说企图用最简最优的模式来解读万物的关联性，即没有一事物能脱离它事物而存在、没有一事物不受它事物影响、没有一事物不影响它事物，正是这种关联性构建了万物的平衡；八卦说是企图对变化万千的自然规律进行模式化的具象解读，它是人类试图把握客观事物因果关系的主观努力。从天人合一观到阴阳论，进而到五行说直至八卦法，是思维科学的退行：天人合一观是正确的，阴阳论是可取的，五行说可以借鉴，八卦法只能游戏。

因为古代中国“天人相分”观不发达，致使学科类分严重滞后，于是阴阳论、五行说由哲学的本体理论演化为是非莫辨乃至非科学的学科理论，再衍化为似是而非乃至伪科学的实用理论。例如，在《周易》学中“阴阳”是本体理论，在中医学中“阴阳五行”是学科理论，在占算术中“阴阳五行八卦”是实用理论。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认识。懂得这个基本点，方能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实质。

恩格斯说过，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，他们总是在哲学的支配下。阴阳五行论尤其是五行说作为一种思维样式，只能“类推”，不可照搬。在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中，如果把阴阳论还原为哲学理念，即用“天人合一”整体观的方法论，也就是用事物相对独立、相互影响、相应变化、相处平衡这样的思维方法，解读“天人合一”环境下的任何事物，解读人的生理、心理、病理，那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科学的。

杨振宁说，中医的理论直接沿袭了《易经》的思路，而非近代科学化的。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中医理论仍然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，认为中医的理论仍要继续原来的想法，我认为中医、中医学没有前途。（引自《中国中医药报》2005.1.24三版）。在现代科学昌明的今天，仍停留在“医易会通”显然尴尬。

当西方医学借助人体解剖、显微技术、生物化学等取得了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，中医继续沿用阴阳论“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、生理功能，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，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”，就显得苍白无力；特别是用五行说“借以说明人体生理、病理及其外在环境的相互关系，从而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”，无疑是牵强附会。

必须认识到：哲学意义上的阴阳论是天人合一观的方法论。它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全面地表达天人合一观，但它远远比一般人所理解所诠释的“一分为二”“合二为一”之对立统一方法论来得更高明。这是哲学问题（这不是只读一点西方哲学就可以与之讨论的问题）。但是，可以毫无疑问地告诉今人和后人：医学，还有许多学科的指导理论，必然最终由“天人相分”走上与“天人合一”相统一，准确地说，是天人合一观指导“天人相分”。这对于真正懂得哲学的哲人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。

结论：中医学基础理论必须让阴阳论还原到思维方式的哲学本位，让五行说退回到哲学理念的借鉴本位，剔除阴阳概念化特别是五行机械化的模糊理论；传统中医药理论必须在现代医学科学理论的比照下进行梳理，现代医学理论成果应当放在“天人合一”观大尺度下进行拓展。

反思之二，中医的临床诊断迄今仍停留在“望闻问切”、“辨证阴阳”经验医学层面，是中医授人以柄的症结。

人类医学由传统医学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医学，从总体上说，还没能走出治病阶段，即有病才求医。健康医学、长寿医学还有相当长的路。中国更是如此。

西方自从将物理学、化学的理论成就和技术成果应用于传统医学，也就走上了现代医学之路。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根本区别，在于基础理论与临床诊治之间多了一个中间环节，即医学技术。医学技术作为理论与应用之间的中介，是以不断发展的多学科知识来支撑的。西医正是借助医学技术的强力反作用，实现了上与基础理论、下与临床诊治的良性循环，从而飞速发展，从传统医学走上物理医学、化学医学、生物医学、生理医学，乃至生命医学。中医没有从根本上最终迈出传统医学的门坎，不仅临床诊治还停留在经验层面，甚至理论体系没有实现由哲学向医学的完全转型。即便现代医学冲击下的中西结合，也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科学的融合，更多的是各凭所知、各取所需、各立所据的“结合”。

中医是经验医学。经验医学的最大特点是直觉诊断。中医的直觉诊断有两个显著特点：一是“望闻问切”，二是“辨证”。传统中医在问病与断病之间没有技术中介，使其在上通基础理论、下接临床治病之间出现断层——“实证”环节。

何谓“望闻问切”？“望而知之者，望其五色，以知其病；闻而知之者，闻其五音，以别其病；问而知之者，问其所欲五味，以知其病所起所在者也；切脉知之者，诊其寸口，视其虚实，以知其病，病在何脏腑也。”（《难经·六十一难》）显而易见，中医诊断的望闻问切还是“五行”程式：通过五色、五音、五味来“辨证”五脏六腑之根源。当然，今天来指责古人在临床诊断中没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去验证“望闻问切”的直觉，是荒谬绝伦的。

何谓“辨证”？无非是“天人相应”：“察色按脉，先别阴阳。”（《内经》）“人生有形，不离阴阳。”（《素问》）在中医看来，“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。”（《素问》）中医的“天人相应”跟“天人合一”一样，是个好东西。生命是天地所赋，天地变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生命，生老病死、春夏秋冬、寒暑湿燥等无不受制于天地，即受环地生命圈影响，人必然“与万物沉浮”（《素问》）。但是，在中医理论体系中，“天人相应”衍化为“运气”脏腑模式，即人体“五脏六腑”的生理、病理体系与天行“五运”、地行“六气”相联系。按《内经》说，“五运”是将土、金、水、木、火五行（按相生顺次）配天干，“六气”是三阴三阳（少阴、太阴、少阳、阳阴、太阳、厥阴）与热、湿、火、燥、寒、风对应后再配地支，最后与干支纪年交配起来，形成所谓“五运主岁”（阳历年曰岁）、“六气司天”的天人相应“运气”说。“运”五“气”六相交错，三十年为一周期，也就是说在连续三十年的时段中，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天“运”地“气”。中医认为，五行“定五脏之气”（《素问》），六气致病是“外感六淫”。中医如此“辨证”天地阴阳对人的生理、病理的影响，甚至辨出人的生理、病理甚至与该年主岁的某一行、司天的某一气相联系，乃至辨出“五行”生克制化、“六气”升降沉浮与“天人相应”的关系。

“望闻问切”即视、听、嗅、问、触，这是问病诊断的必需。这个道理简单直觉，人一旦生病，即人体出现或正在发生功能、器质性病变，其外表必然有反映有征候，传统医学的经验和现代医学的检验也告诉我们，有很多病是有其鲜明表征的。但直觉不能代替确诊，因为同症（证）异病、同病异症（证）是常有的，这是中医始终未能迈过的坎。

至于“辨证阴阳”，凭直觉也是很有道理的：春夏秋冬，寒暑燥湿肯定对人的身心产生影响，着凉缘于寒，中暑缘于暑，风湿多与湿相联。中医在“年之所加，气之盛衰，虚实之所起”(《内经》)的直觉理论指导下，建构了“天人相应”五脏说，而且中医“五脏”即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“非血肉之五脏，乃四时之五脏”。但是，对此并没有相应建立一套能够证伪、证不伪的科学方法，因而被人诟病也就在所难免。

西医借助现代医学技术手段，能够准确地确定：是什么病，或不是什么病，或不能确定是什么病。某些现代西医滥用现代技术手段、滥开药品，更多的是为了收费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至关重要的是，中医直觉诊断却做不到科学定性。中医尽管能治好病，却没有人能够说明它之所以能够治好病的道理。梁启超、胡适就是这种观点，胡进一步以此区分中西医的科学与否。这是对的。陈独秀却过了，他认为，中医回答不了这个道理，是因为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。陈犯了逻辑错误，至少是判断失误。中医不是不知道科学手段，中医在传统条件下用自身“天人合一”观下的直觉推理和内证体系，辨证治病，经验处方，是有科学道理的；中医在现代医学技术、手段的挑战下，还没有找到或者说还不知道怎样将现代医学技术手段为我所用，实现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诊断的对接。毋庸讳言,传统的中医没有解剖学、微生物学、病理学等现代科学理论作基础,也没有证伪、证不伪的科研样式来规范临床。但是，昨天没有，今天还未成功，不等于明天不能实现。“中医药退出”说之谬正在此。

结论：中医整个体系，应当在坚持“天人合一”观的同时，尊重并运用“天人相分”观；在吸纳现代医学所有成就的基础上，为我所用构建生命医学；从宇宙场、物我场、自我场构建“天人相应”理论及其实验体系。

反思之三，中药的治病原理迄今仍徘徊在“四性五味”、“升降浮沉”和“归经”架构上，是中药不能长足发展的软肋。

中药，是按照中医理论利用各种天然物质主要是植物、动物、矿物（包括其加工品）的特有性能，使之在治病防病康复保健中产生药用价值。据普查，中国现有中药资源12800余种。在中药经验积累过程中形成的中药基本理论，它包括了中药的来源、产地、采集、炮制、性能（即四气、五味、归经、升降浮沉、毒性等）、配伍及用药禁忌、用法、剂量等。

中药与西药有较大区别。西药主要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，物理的、化学的、生物的方法加工药品。西药的药效通常是以病源、病理、药理的和动物实验、临床实验的统计为基础，药品的药效通常是根据其化学成分来实现的，因而西药具有明确的适症性、精确的适量性。中药的药效（少量中成药例外）通常是根据中药作用于人体后的反应进行推理和总结而来的，没有具体到药物的成分组成和化学含量，其用量通常也是由临床医生的临床经验和直觉“辨证”来确定的。因此，药效就很难有客观的判断标准。由于中药没有像西药那样定位定性定量到病源学、病理学、生理学层次，于是始终只能依靠传统的四性、五味、升降浮沉、归经以及毒性等等这套朴素、笼统、抽象的传统理论来解读。

何谓“四气（又称四性）”、“五味”？《神农本草经》曰：“药有酸、咸、甘、苦、辛五味，寒、热、温、凉四气”。显而易见，“四气五味”说到底，还是阴阳观细化的产物，所谓“味厚者为阴，薄者阴之阳；气厚者阳，薄者为阳之阴”（《素问》），实质就是四分阴阳（太阴、少阳、太阳，少阴）。“气”、“味”成阴阳，自然就可以套用阴降阳升的基本规律，于是中药的基本理论除了“气”“味”之外，就有了“升降浮沉”之论。再上升到哲学理念，就成了“升降出入，无器不有”（《素问》）。

“四气”“五味”是如何与生理、病理相联系呢？寒热温凉“四气”的形成，主要来源于长期的中医药实践经验总结，即人体用药后的反应，能减弱和消除热证的药物归为寒凉性，能减弱和消除寒证的药物归为温热性。寒凉之性包括清热、滋阴、解毒等作用，温热之性包括散寒、助阳、温经等作用。

 “五味”，从朴素的直觉的生理感受来看，所谓“酸收、辛散、苦坚、咸软、甘缓”，同样不无道理。还有“归经”，指药物对机体某部分的选择作用，即对某些脏腑、经络有特殊关系，因而对这些部分的病变起治疗作用。这也是在理的。

如果进一步分析“四气”“五味”与人体的脏腑、经络等关系，理论的不缜密问题就明显了。“酸入肝、辛入肺、苦入心、咸入肾、甘入脾”，再加上中医的“肝木、肺金、心火、肾水、脾土”，中药药理理论就实现了五味、五脏、五行三位一体而且生理、医理、药理的大一统。于是，中药的“气”“味”阴阳就与人体生理的“升降浮沉”、药理的“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”紧紧联系起来，进而可以与医理的“生克制化”相沟通。这些理论距离“实证”还很远。

又如中药的配伍。“中药成分复杂，常常是一药多效，但往往治病不是用药物的所有作用，需要通过配伍与对药物原有性能予以取舍增益。”如何配伍？配伍讲究“七情合和”，君臣佐使，亦即通过生克制化，来取舍增益。所谓“相须、相使”是取相生之理，“相畏、相杀”是取相胜之理，“相恶相反”是取相克之理，“单行”是取相当之理。至于“毒性”也只是简单的直觉“定性”“定量”，而分为大毒、有毒、小毒和无毒。等等。

中药成千上万种，而且成分复杂，一药多效、一症多药、一方多制，但是，传统中药的药理理论就定为“四性”“五味”和数种脏腑经络的“归经”。显然，这种感性化粗线条随机性的经验，不是严密逻辑和严谨临床且可以严格重现的认识结论。因此，也就难免非议。

中药的成分复杂，其有效成分是什么，作用的环节在哪里？中药的炮制，对改变药物的成分与临床的用药是什么关系？中药配伍后究竟又是取何作用？中药的产地和采集，对药材的成分构成有什么影响？等等，所有这一切，决不能停留更不能满足于“气味阴阳”、“升降浮沉”、“七情合和”、“君臣佐使”等等这种类似哲理的理论说教层面上，而必须每一味药、每一剂方、每一种方法及其与每一种症、每一例病、每一个人进行药理、病理、生理验证。

这是中药长足发展必须经历的艰苦历程。今天的中药研究相比《本草纲目》时代已经取得了天壤之别的成就，“十五”规划的《中药学》教材538味中药就基本上增添了化学成分、药理作用、临床研究的现代研究成果。虽然不能说完善，但这与传统的“五味”药理病理说相比，即与所谓“辛能散，能行（发散、畅通）；甘能补，能和，能缓（补益、调和、缓解）；酸能收，能敛（收敛、稳固）；苦能泄，能燥，能坚（清泄、燥湿、坚阴）；咸能下，能软（泻下，软化）”相比，无疑是从传统经验走上了科学定性之路，当然路还很长。

结论：中药还有漫长研究之路。必须用“天人相分”观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、药理作用、临床意义；还必须用“天人合一”观研究中药与中医、中药与西药、中药与西医对于治疗医学、保健医学乃至生命医学的意义。

反思之四，中医药话题迄今仍彷徨在“中医究竟是否科学”这种弱智问题的纠缠上，是中医药事业举步维艰的根源。

长期在“天人合一”整体观指导下摸索的中华传统医学，积累了许多现代医学无法替代乃至无法解释的经验。如何科学地研究它、解释它乃至开发它，正是中医要走的路，尽管这段路还很漫长很艰难。但是，中医药从其创立之初到两千余年后的今天，一直停留在经验医学层面上。造成这种难言之隐局面，自身的问题是，中医药始终没有在坚持“天人合一”观的同时平等接纳“天人相分”观，并在此基础上创建自身科学的学科理论及其实验体系。

中医药事业在近现代，没有跟上世界医学迅猛发展的步伐，还有更重要的外部原因：在面临西方现代医学挑战的同时，还要一次又一次面对“中医究竟是否科学”这种弱智问题的挑衅。这也是不能不撰此文的悲哀。

传统医学是用经验积累来认识人与生老病死的关系，现代医学是用学科知识来解读人与生老病死的关系，因此现代医学相对传统医学的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。然而，中医是经验医学，就意味着是非科学、伪科学医学？在这里，许些“哲学”、“医学”学人犯了常识错误：

首先，经验医学等于非科学、伪科学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伪话题。经验，只要还停留在经验层面，用严格的现代理念来衡量，它不能称为科学，因为只有能够严格推理且完全重现的才能称之为科学；但是，经验只要不是虚假的，就不能说它非科学，更不能轻言伪科学，因为从经验到科学有一个不断总结、完善、提炼、升华的必然过程。这些，对于略懂逻辑知识、稍有思维能力的人来说，可以说只是一个基本概念的问题。

其次，医学的对象是人不是物，人是最高形态的生命体，是最不标准化的“物”。大自然从无到有、从有到有生命、从有生命到人，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程。人既作为整体的一个物种，又作为个体的一个生命，对于医学来说，在认识了所有现代学科知识能够解读的生理现象和病理现象之外，还有许多无法解读的生命现象和个体差异，所有这些还有待医学去揭秘，现代医学正在不断用新的知识去解读、新的方法去探究。这只是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而已。

再次，不断用新的认识水平认识前人经验，是后人应有之责。“中医中药退出”闹剧把经验斥为非科学，本身就犯了一个浅显的逻辑错误。倘若其中还有把经验积累过程中的不慎或失误归咎于经验本身，甚至于把经验积淀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伴随的“庸众”、庸医、庸学、庸官的无知无畏，乃至奸医、奸学、奸商、奸人别有用心的非经验、伪经验也归咎于经验本身，这种举动如果不是“庸众”的无知，就有居心叵测的企图。不妨看看“退出”闹剧者们论证“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”的经典根据吧。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的药物作用，虽然也有某些不科学的地方。但前人搜集，后人甄别，正是人类认识历程的必然。至于立春雨水治不孕、自缢之绳可入药、路边草鞋可入药、公母老鼠屎入药还有区别等等，李时珍搜集各种民间药方，其中肯定有传说成分，用生物化学方法、“双盲”方法去证伪或证不伪，正是后人“经验”要做的事。《开宝本草》首将鸦片倡明镇痛药效，以后鸦片被当作“福寿膏”吸食，最终导致“鸦片战争”，这分明是奸商洋人之过，却居然要对《开宝本草》欲加之罪。

所有这一切都要由经验医学的中医药来承担，合理吗？并且要以这些昨天的无知来围剿已发展到今天的中医中药，理智吗？

然而，进入近代的一百二十余年以来，中医药却一次又一次被同胞欲加之罪，甚至要置于死地。1879年，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发表《废医论》，首倡废除中医主张，晚年修正为“医可废，药不可尽废”。至20世纪20年代，浙江后生余云岫留学日本，先攻物理，后攻医学，回国后提出《废止旧医案》而“名闻海内外”，还撰《医学革命论》“流传后世”。同期，又是浙江人鲁迅因父亲之病不治于“名医”，而写《父亲的病》，说“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”。1914年，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：“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，不用中药。”1929年，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通过《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》。1935年，《中华医学》总编于秀英提出“废医存药论”。1950年，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，中医是封建医，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。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干预，中医或许早已“退出”。今天，据美国康复科医生“王澄”7月29日在纽约“写给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”（引自http//www.Med8th.com/），说“我和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们以及比他们更大的官都有过接触”，“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在中国大陆只能做不能说，只能暗中给中医下绊子，不能公开反对中医。”假如这话是真的，大陆中医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。

对于那些个坚持要用西医剿灭中医的中国人，只好抄一句洋教授的话，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1980年说过（引自《南方周末》2006.10.5.A7）：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，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研讨，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。这样做的不是外人，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。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，为了追逐时髦，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，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。其实，章太炎先生早就说过：“余以为今之中医，务求自立，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辩也。”（《中国医学问题序》）至于“凡病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者”更成高格。

结论：中医药的科学化、现代化、规范化是国家的责任。中医是至大至深、至精至微之道，不是至下至浅之人所能做的，也不是至滥至贫之机制所能完成的。国家应当从生命医学的高度大力扶持中医药理论和技术的创新；应从缺医少药的国情全面规范中医药“市场”的管理；应当从中医承传的现状和现代科学的趋势，重新调整中医药教学和研究的构架。

（2006年11月初稿 12月核稿）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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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帝内经-灵枢》“八宫九风”图

【注】AI时代开幕了，必将带来医学的大革命——中西医合流的生命医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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